司馬遷曾熱情稱贊屈原到：“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污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1] 對屈原的廉潔品性做了極高的評價。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廉潔”一詞最早就出自于屈原的楚辭作品《卜居》和《招魂》�！恫肪印吩唬�“寧廉潔正直以自清”^[2]；《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3]正所謂文如其人，清正廉潔正是屈原勤政為民、忠貞愛國的人格追求。毛澤東對屈原畢生追求的廉潔給予了十分高的評價，這集中體現在毛澤東寫于1961年的詩作《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全詩雖然只有短短的28個字，卻體現了毛澤東對屈原道德人品的最高禮贊，特別是用“椒蘭”這種意象來比喻屈原，突出的表現了屈原廉明高潔的品性。從中我們也不難體會屈原和毛澤東這兩位相隔千載的詩人和政治家在追求廉政方面的強烈共鳴。

一、屈原與毛澤東都極其深刻地認識到了廉政建設對社會和國家的重要性

    屈原曾經寫道：“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4] 指出如果政治不清廉，就會引起社會的混濁不清、黑白顛倒。蟬翼被認為重，千鈞被認為輕；黃鐘大呂被毀壞丟棄，瓦鍋被認為可以發出雷鳴般的聲音；讒言獻媚的人位高名顯，賢能的人士默默無聞。這樣社會就會失去正常的秩序而無法發展進步，國家的政權也就不可能穩固。

    毛澤東對于廉潔的重要性歷來具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時刻告誡共產黨人要保持廉潔自律。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強調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后還應用力。”^[5]抗日戰爭時期，他又明確要求共產黨員要做廉潔奉公的表率。指出“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6]“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7]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革命即將取得勝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嚴肅的正告全黨：“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的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8] 建國后，隨著共產黨奪取和掌握國家政權，毛澤東更加重視黨風廉政建設。1949年，在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國家機關，必須厲行廉潔的、樸素的、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作風，嚴懲貪污，禁止浪費，反對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從各個歷史時期毛澤東對廉政建設的這些重要論斷中，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對保持黨和政府廉潔作風的高度重視和持續關注。

二、屈原和毛澤東都注重修身自律，將廉潔當作自己終生的堅持和追求

    屈原曾擔任過三閭大夫、左徒等重要官職，一度掌管了楚國的內政外交事務，但后來被讒言陷害，又屢遭流放。但無論是位居高位還是流放貶謫，屈原從來沒有放松過對自己廉潔的要求，時刻警醒自己保持廉明高潔的品格。屈原在位時曾豪情萬丈的寫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9] 時刻提醒自己要加強自我修養，保持自己清正高潔的品德。而當他被政敵排擠，遭流放時，他又寫下了“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10] 的千古名句表達了自己堅持理想，至死不渝的決心。

    毛澤東作為人民領袖，畢生為民族求解放，為人民謀幸福，對自身的要求一刻也沒有放松過。  1950年，當毛澤東得知湖南準備為他在家鄉修建住宅和公路時，立即寫信制止：“據說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現正在我的家鄉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條公路通我的家鄉。如果屬實，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11] 他不僅個人勤儉樸素，廉潔奉公，對自己的親屬故友也是嚴格要求。“毛澤東最小的女兒李訥，三年困難時期她還在學校上學，卻連飯也吃不飽，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建議讓她回家吃飯，毛澤東堅持說‘我是國家干部，國家按規定給我一定待遇。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該享受就不能享受。還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12] 像這樣感人的事例，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數不勝數，他將自己廉潔奉公的理念堅持了一生，堪稱全民楷模、全黨典范。

三、屈原和毛澤東都對腐敗現象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屈原在楚國為官多年，當他看到楚國統治階級對名利爭相追逐，朝政污濁不堪時奮筆寫道：“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忽馳鶩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13] 表達了對那些追逐名利和貪得無厭者強烈反感和無情批判。而毛澤東作為親眼目睹舊社會政治腐敗黑暗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的歷史見證人更是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決心要懲治貪污腐敗，建立廉潔政府。無論在哪個歷史時期，只要發現了腐敗現象，毛澤東都決不姑息，進行堅決徹底的懲處。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中央蘇區就先后嚴厲制裁了謝步升、唐仁達、左祥云、劉仕祥、熊仙壁等腐化墮落分子，集中展現了中共政權草創初期毛澤東廉政建設的決心�？谷諔馉帟r期，敵后抗日形勢十分艱苦，面對敵后軍民對貪污腐敗分子深惡痛絕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和邊區政府順應民意，懲處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震驚全國的“黃克功逼婚殺人案”和“肖玉璧貪污腐敗案。”這兩起案件的主犯都是自小參加紅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的老紅軍、老功臣，而且都是毛澤東的老部下，但當他們因為生活腐化墮落而走向人民的反面時，毛澤東卻決不姑息、嚴懲不貸，并且以他們的案例教育全黨，強調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環境的變化，一些干部居功自傲、貪圖享樂的消極腐敗思想逐漸滋生，反腐倡廉工作形勢空前嚴峻。為此，毛澤東親自發動并領導了大規模的反腐敗斗爭。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是從1951年底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三反”運動，這場運動將新中國的反腐斗爭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毛澤東對“三反”運動傾注了巨大的心血。這次運動中共查出大小貪污分子及有貪污行為的人120萬，其中有900余人因貪污數額巨大或頑固不化而受到法律制裁，被判處極刑者40余人。特別是對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天津專區專員張子善兩名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貪污腐化案件的公開審理和果斷鎮壓。既展現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拒腐防變的堅強決心，也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四、屈原和毛澤東都強調法律制度在廉政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屈原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不僅與腐敗現象做了堅決的斗爭，更十分清楚法律制度在廉政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14] 的重要論斷，要求統治者選賢任能、修明法度，為廉政建設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毛澤東在長期的反腐實踐中認識到，光靠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只對腐敗分子進行揭露和打擊也只是治標之策，要想真正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只能依靠完備的法律和有力的制度。

    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毛澤東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發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正式成文的反腐法令。訓令的頒布，對腐敗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威懾作用，也使蘇區的反腐敗斗爭有法可依�？谷諔馉帟r期，雖然戰爭形勢十分嚴峻，但毛澤東一刻也沒有放松過對廉政建設的重視和努力。首先是嚴明法紀，1939年8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布了《懲治貪污條例》草案，成為了邊區政府治理腐敗的總綱。之后，邊區政府又于1943年4月和5月先后頒布了《政紀總則草案》和《政務人員公約》，明確規定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包括公正廉潔、奉公守法等。在頒布一系列法案的同時，毛澤東更高度重視反腐制度的建設。“陜甘寧邊區建立了各級財政、經濟制度，劃分收入、支出、保管和審核四大系統，形成了對政府權利的相互制約和監督。還建立起了行政督察專員制度。行政督察專員負有監察、指導地方政府的職責，是發揚民主政治，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措施。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革命政權早期的一種獨具特色的行政監察制度。”^[15] 通過一系列艱辛的努力和探索，在毛澤東的親自關心和推動下，初步形成了中共自己的廉政監察體系。新中國建立之后，隨著共產黨轉為執政黨，更多的消極腐敗現象開始滋生，對此毛澤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開始更加關注民主制度在廉政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與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的談話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6] 明確將民主制度和人民的監督作為了反腐敗的最大保障。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黨內民主、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原則等上升到黨和國家制度的層面，有關黨的建設、國家政權建設的制度、規定、條例相繼出臺，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在依靠民主、依靠群眾反腐，加強監督、嚴格執法、發揮領導干部表率作用等方面，摸索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五、屈原與毛澤東的廉政思想都包含著強烈的愛國憂民情懷

    推行“美政”、愛國憂民是屈原畢生的追求和精神支柱。屈原曾寫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17] 體現了詩人關心民生疾苦，哀嘆民生遭遇的艱難！他又寫道：“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不敗績。”^[18] 表達了詩人將個人利益得失置之度外，希望國家強盛的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詩人仍然抱定“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19] 的決心以身殉國。屈原終生的理想就是實現楚國的強盛和人民的幸福，他追求廉政的最終目的也正在于此。毛澤東自青少年起就立下了取得民族獨立解放、實現國家人民富強幸福的崇高理想并為之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對廉潔公正的不懈追求也是為了這一崇高理想所服務的。他的廉政思想的兩大核心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勤儉建國。

    首先，毛澤東強調廉潔是為了保證政府和公務人員能夠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最喜歡題寫的5個字，也是他的人生信仰和他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宗旨。在毛澤東看來，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必須首先做到清正廉潔。毛澤東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20] 他還說：“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21]

    其次，毛澤東強調廉潔是為了教育廣大干部群眾堅持勤儉節約、反對貪污浪費，并在此基礎上更好的建設國家，盡快擺脫舊中國貧窮落后的局面，實現國家的富強。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告誡全黨：“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22]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國家，毛澤東又強調：“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23] 從毛澤東的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希望廣大干部群眾時刻“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4] 這也正是他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而不斷追求廉潔政治的不竭動力。

    屈原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文學家、詩人，千百年來人們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到對他詞章作品的評價上，但毛澤東卻獨具慧眼的對他的廉潔品格和愛國主義情懷給予了高度的評價。1949年，毛澤東在赴蘇聯訪問的專列上與蘇聯著名漢學家費德林談話時，曾提到屈原說：“屈原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屈原生活過的地方我相當熟悉，還是我的家鄉。所以我對屈原，對他的遭遇和悲劇特別有感受。我們是這位天才詩人的后代，我們對他的感情特別深。”^[25] 回顧歷史，屈原和毛澤東雖然相隔數千載，但無論時代如何變幻，以他們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對“美政”、“廉政”的追求卻是一脈相承的。

（作 者  李 侃）

參考文獻:

            [1] （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誼列傳》，岳麓書社，1988 年。

              [2]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3 頁。

              [3]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 頁。

              [4]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3 頁。

              [5] 《毛澤東選集》第1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 頁。

              [6] 《毛澤東選集》第2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 頁。

              [7] 《毛澤東選集》第2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 頁。

              [8] 《毛澤東選集》第4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 頁。

              [9]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 頁。

              [10]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5—136 頁。

              [11] 呂澄、張竹梧：《黨的建設七十年紀事》[M]，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 頁。

              [12] 靳士信：論毛澤東的廉政思想及其實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3]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6 頁。

              [14]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3 頁。

              [15] 曹子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的基本經驗探析》，黨史文匯，2011年第20 期。

              [16] 宮力、朱地、陳述：《毛澤東在重大歷史關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48 頁。

              [17]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4 頁。

              [18]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8 頁。

              [19] 黃壽祺、梅桐生：《楚辭全譯》[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9 頁。

              [20] 《毛澤東選集》第3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 頁。

              [21] 《毛澤東選集》第3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 頁。

              [22] 《毛澤東選集》第1 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 頁。

              [23] 《毛澤東文集》第7 卷[M]，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 頁。

              [24] 《毛澤東選集》第5 卷[M]，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9—420 頁。

              [25] （蘇）費德林：《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M]，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5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