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喜歡讀屈原的作品。早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毛澤東就如癡如醉地學習《楚辭》，不僅讀背，還曾摘抄其中重點篇目。他做過一本專門的聽課和讀書筆記，取名《講堂錄》，首頁抄錄的即是《離騷》和《九歌》。毛澤東讀《楚辭》不是一時之好，而是持續了一生的興趣。當然，毛澤東更喜歡屈原這個歷史人物。1961年秋，毛澤東專門寫了一首《七絕·屈原》：“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在毛澤東一生中，以歷史人物為題的詩詞僅有四首，此即其中之一。詩雖短小，但寫出了屈原的文才、性格、膽略、情懷、氣節、精神，贊賞之情溢于言表。在與黨內外、國內外友人交談中，毛澤東不止一次表達過對屈原的喜愛，對屈原這個人物給予了高度評價。毛澤東喜歡屈原及其作品至少有以下四大緣由。

一、愛國的境界

    屈原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大一統的前夕。在屈原等賢臣輔佐下，楚國一度興盛，“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楚國大有與強秦并峙之勢�？上С�懷王到了晚年，聽信讒言，在幾次重大決策中一再失誤，國家實力和信用遭受重創。這期間，小人得勢而上位，忠誠正直之士卻被拋棄。屈原先是被疏遠，不久又被流放。但屈原忠誠愛國之心從未改變。司馬遷說他“雖放流，睠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屈原的愛國，可謂情深意切。他想挽狂瀾于既倒，是有著強烈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的。他在《離騷》中寫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興國之機稍縱即逝，興國之責不容推卸。屈原對楚王簡直有些恨鐵不成鋼。他不是不知道，楚王身邊有一小撮佞臣，正是這幫小人嫉賢妒能，損公肥私，使得國家前途捉摸不定。他不是不知道，小人耽于享樂，能臣因諫得禍，前方的路是“幽昧以險隘”，但他完全置生死于度外，心中有的只是國家利益。“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他希望楚王“乘騏驥以馳騁”，自己愿做開路先鋒。他的這種愛國之情，兩千多年來早已融入國人血脈中，成為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核心要義。

    毛澤東對屈原的愛國情懷曾給予高度評價。1949年12月6日晚，毛澤東在訪蘇期間，與漢學家費德林大談中國古典文學，講到屈原時，他發了一段較長的議論。他說：“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圣。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詩人，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毛澤東是把屈原的愛國境界領悟得最深的一個人。他曾深情地贊美自己的祖國：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還是在十幾歲的時候，毛澤東讀了《論中國有被列強瓜分之危險》這本小冊子之后，便“對祖國的將來，覺得非�？蓱n。并開始認為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人民的天職。”而后眾所周知，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救亡圖存、富民強國的偉大事業。他不但親手締造了一個嶄新中國，而且把它推上了一條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毛澤東的愛國與屈原的愛國在“圖存”、“圖強”的本質上是相通的。

 二、民生的情結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浪漫主義詩人，更是第一位具有民生情結的偉大詩人。屈原的民生情結在他的作品中以人民性體現出來。這種人民性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對腐敗的統治集團進行嚴厲批判，對人民生活的艱辛表達了深切同情，并顯示自己不與世俗（主要是楚國當時的上層貴族）同流合污的堅定決心。他指責：“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眾人都爭名逐利、貪得無厭啊，孜孜以求從不滿足）；他痛恨：“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違反標準并且沒有法則啊，爭相迎合討好且以之為常行之法）；他感慨：“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他傷悲：“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他發誓：“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他決心：“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屈原的《離騷》和其他作品中，有這種民生情結的句子俯拾即是。

    對于屈原的民生情結及屈原作品中體現出來的人民性，毛澤東是有深刻感悟的。1949年，毛澤東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歷史上任何一個偉大變革時代都會產生一些悲歡離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變遷是他個人的不幸。屈原艱苦地走過他的時代。他憂國憂民，力求挽救楚國的危亡。”可見對屈原的憂國憂民，毛澤東給予了充分肯定，而對時代給屈原造成的個人不幸，毛澤東又給予了深情憐惜。至于屈原作品乃至整個楚辭中體現的民生情結，毛澤東也有過深切的感受。1959年，他在《關于枚乘<七發>》中寫道：“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于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

    屈原并非草根出身，他自稱“帝高陽之苗裔”，生于貴族世家，用今天的話說，是“官二代”“富二代”。他曾官至左徒，在當時楚國，此職僅次于令尹，系楚國“三把手”；即便在遭貶之后、流放之前，他還擔任著三閭大夫一職。應當說，他是典型的統治階級的一員，為何他會脫離自己的階級，而不斷地向人民走近，并產生濃厚的民生情結呢？對此，毛澤東有過深刻的分析。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曾說，“劉邦為什么能打敗項羽，因為劉邦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屈原如果繼續當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為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下層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知識往往是經過困難，經過挫折才得來的。”在毛澤東看來，屈原的民生情結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偶然得到的，而是在坎坷的人生境遇中生的根、開的花、結的果。而我們考察毛澤東個人成長史便知，他自己也是從社會底層走來，經歷無數艱難困苦，一生傾情勞苦大眾，與人民有著割舍不斷的血肉情感。他曾斬釘截鐵地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曾豪情滿懷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他也曾對自己的衛士說：“我見不到群眾就憋得發慌！”毛澤東的民生情結，正是他與兩千年前的屈原心息相通的重要原因。

 三、飛揚的文采

    屈原是我國第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也是第一個浪漫主義詩人。屈原的作品想象豐富，文辭華美，不但有極高的思想性，而且有強烈的抒情性。其代表作《離騷》是我國文學藝術的一座高峰。芙蓉為裳，秋蘭為佩，朝飲墜露，夕餐落英，這是屈原描繪的一個涵養著美好品行的自己。在求索路上，他以浪漫的筆觸來描寫艱辛：“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云霓而來御。”在屈原筆下，“望舒”（為月亮駕車的神）為他作向導，“飛廉”（風神）給他當隨從，“鸞皇”（鸞鳥和鳳凰）為他警戒，“雷師”（雷神）為他駕車，“鳳鳥”為之起舞，“飄風”（旋風）也帶著云朵和彩虹前來相迎！除《離騷》外，屈原的其他作品同樣多有瑰麗神奇之筆，展現出極強的藝術魅力。司馬遷評價屈原說：“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確，屈原的文與人結合完美，對后世影響極大，當然也影響到兩千年后同樣具有詩人天賦的毛澤東。

    作為文章高手，毛澤東不僅肯定屈原“天才詩人”的地位，對屈原作品的借鑒也可謂出神入化。比如，他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支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其中“帝子乘風下翠微” 句，顯然化用了《九歌·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句。“斑竹一支千滴淚”也是化用湘夫人聞帝舜死于蒼梧而淚灑青竹留下點點斑痕的故事。在《七律·答友人》一詩中有“洞庭波涌連天雪”句，毛澤東自注時曾明確地說：“‘洞庭波’，取自《楚辭》中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葉下’。”毛澤東不僅在寫作文章時能夠對屈原作品中的句子信手拈來，化而用之，在平常說話時也能脫口而出，運用自如。1954年10月26日，來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向他辭行，他當場吟誦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兩句：“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并說：“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毛澤東對楚辭章句的活學活用，充分體現了他對屈原文采的欽慕和追隨。毛澤東從屈原作品中汲取了豐富的文學營養，從他對屈原作品的直接引用和借鑒中可見一斑，而在他創作的大量詩詞中同樣可以看到屈原那如椽大筆下的神奇景象。從《七律·長征》中“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到《沁園春·雪》中“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毛澤東的想象和意境、文采和辭章，與屈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兩位偉大詩人跨越兩千年的惺惺相惜、文脈相連。

四、不屈的氣節

    屈原的不屈氣節集中體現在《漁父》篇中，司馬遷在為屈原作傳時特別采錄了他和漁父的對話。此時，屈原已遭流放，來到江邊，披發行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是在一種苦悶彷徨以至心如死灰的情況下碰到漁父的�！妒酚洝穼懴铝藘扇说膶υ挘�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屈原的氣節就在于，明知舉世混濁、眾人皆醉，也不茍同漁父的意見與世推移、隨波逐流。他要保持一份清醒，堅守一個清白。寧可葬身魚腹，也不讓自己蒙上世俗之塵。這種寧死不屈、“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剛烈、霸蠻之氣，毛澤東始終都是敬佩的。

    1921年，毛澤東曾作一幅挽聯：“無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憤死，我為民國前途哭；去年追悼陳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長沙后進何。”聯中“陳公”指革命家陳天華，1905年為救國喚醒民眾在日本跳海自殺；“易公”則是他的好友易白沙，在1921年，先是只身赴京刺殺北洋政府首腦未果，旋即南下組織軍隊北伐也未能如愿，激憤之下選在屈原投江的日子跳海自殺，以喚起民眾。這兩人都是毛澤東的湖南同鄉，又都效法屈原投江明志，毛澤東對這些“有用之人憤死”寄予了深情。

    當然，在毛澤東的骨子里，還有一份有類于屈原勇于堅持真理的豪邁。他常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縱觀其一生，在多次陷入孤立、苦悶彷徨情況下，毛澤東沒有輕言放棄，而是艱難地護衛真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革命道路產生伊始，黨內大多數同志都不理解，因為當時流行的是俄式革命路徑，是以奪取中心城市為首要目標，但毛澤東經過認真調研、全面觀察和深入思考，提出并堅持了這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正確道路。遵義會議前后，又是他力排眾議，堅持了一系列軍事上克敵制勝的正確方針。這其中，毛澤東多次身處危境，但在“眾人皆醉”的情況下保持了“我獨醒”的狀態。這正是屈原那種不屈氣節的現實版。1961年，毛澤東寫下《七絕·屈原》，直接歌頌屈原潔身自好、為堅持真理而獻身的精神，不能不說是有感而發。屈原的“眾人皆醉我獨醒”是毛澤東的堅持，也是兩位偉人共同的堅守。

（作 者  朱  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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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林家驪：《楚辭》[M]，中華書局，2010年6 月。

              [3] 斯諾：《西行漫記》[M]，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6月。

       [4] 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4 月。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詩詞集》[M]，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 月。

       [6] 馬莉：毛澤東十一次談屈原及其作品[J]，世紀橋，2009年第10 期。